70年前,我考上清华大学

原标题：70年前，我考上清华大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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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今年87岁，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的教授。一年一度的高考结束了，我不禁回忆起自己70年前参加高考的经历。1952年，新中国首次实行全国统一高考，17岁的我从贵州省立遵义高级中学（今遵义第四中学，下文简称“遵高”）毕业，幸运地成为全省唯一进入清华大学的考生。

小鲤鱼喜跃龙门

那年高考，贵州全省只设省会贵阳一个考区，由各地区派人护送应届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。遵高两个毕业班的六七十名学生考前十多天出发，和其他地区的考生一起到贵阳初级中学集中。

在贵阳，我们首先进行了政治学习。各地区考生组成“升学学习团”，每日的活动大体上是听报告、学报纸、小组讨论，以端正升学目的。尽管同学们住教室、礼堂，睡觉打地铺，但是情绪高昂，摩拳擦掌。临考前3天，我们开始复习文化课。考试不分文理科，都是8门：国文、政治、史地、外语、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。我只匆匆背了一下史地、政治和生物，其他全靠老底了，好在考试一切顺利。

在万分焦虑地度过多天之后，录取结果终于揭晓了。在贵阳初中一面很大的墙上，张贴着全省被录取的考生名单。同时，《人民日报》和《光明日报》也刊载了全国录取名单。赵元康，清华大学电机系——我的名字赫然居于榜首！紧接着是我的同学陈义举，被北京大学哲学系录取。清华、北大那年在贵州都只录取一名考生，我们感到无比荣耀！最终，经过两批录取，遵高两个班的同学全部升入大学。

自幼埋下科学种子

在考前学习阶段，大家还填报了志愿。当时填报志愿要根据学习成绩及各种条件，在小组会上评议，由同学们来评议你是否适合报考某校或某专业。

至于我填报志愿的考虑，还要从遵义的情况说起。我念小学和初中时，抗日烽火燃遍大半个中国，很多机关、高校内迁。浙江大学迁到了遵义和湄潭，许多浙大师生在中小学兼职上课。他们为我们打开了认识外部世界的窗户，还使我们明白了“落后就要挨打”的道理。此后，我在学习上刻苦努力，特别偏爱理工科，目的就是要让贫弱的中国振兴起来。

遵高的老师当时恰巧也在贵阳集中学习。校长詹建伦上世纪30年代毕业于北平中国大学哲学教育系，数学老师徐兴化早年曾留学日本，他们都对国内的知名大学比较熟悉。我向他们请教后，最终确定清华大学电机系为第一志愿，上海交大机械系为第二志愿。

无录取通知书的入学“报到”

高考发榜后，全省被录取的考生重新组成小分队，奔赴全国各地，去北京的有十来个同学。由于家庭经济原因，我竟未能回遵义家中与父母亲人道别，连录取通知书都没有见到，只带着原来那卷行李，怀揣着十几块钱，直接启程，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。

当时贵州没有铁路，去北京要先从贵阳向南乘汽车到广西金城江，才能坐火车，途中共走了7天。由于政府的关怀，从高考前离开遵义开始，包括在贵阳的食宿以及到北京的旅费，一切都由国家包下来。

抵京后，我和贵阳花溪中学的一位同学一起前往清华大学。他考取了当时的北京航空学院，但北航尚未盖好新校舍，校址暂设在清华园内。几位高年级学长临时接待了我们，花溪中学的同学出示了北航的录取通知书，而我却没有。

“你的录取通知书呢？”

“没有，可能是寄到遵义家中了，我是从贵阳直接来的。”

“那你怎么知道你考取了清华呢？”

“我看《人民日报》和张榜公布的名单了。”

“如果是同名同姓的呢？”

“同名同姓？可能有，但同名同姓又同时考上清华，不大可能吧？”

大家一听，都哈哈大笑起来。

1957年7月，清华大学电机系工业企业电气化专业企七班毕业照（作者为后排左一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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